日期：2017-11-20（原创文章,禁止转载）
本报记者 崔岩
2011年11月11日，接过终于到手的工钱，58岁的索传平努力控制住发抖的身躯，转过身，一瘸一拐挪到床前，然后一屁股瘫坐在床上。
为了讨回自己在新疆察布查尔自治县(以下小儿癫痫的症状简称察县)第一小学施工的5393.4元工钱，索传平奔波了27年，从31岁讨到58岁。其间，无数次的劝说都被他用沉默或不满挡回。
这笔钱没有利息，但索传平很满意。
“什么，合同？”
直到拿到工钱的前一天，索传平都未想过，自己有一天真能把这笔“死账”要回来。
索传平是新疆察县察布查尔镇人，早年在县劳务公司从事电焊工作。
1984年春节前夕，31岁的索传平接了个活，与朋友罗从虎合伙，给县第一小学修建铁栅栏。
出门那天，妻子兴奋地对索传平说：“今年能过个好年了！”
但索传平怎么也想不到，从他迈进县小学开始修建栅栏那天起，他的生活就“全乱套了”。
工程包工包料，与当时的县教育局及县建设局口头达成协议，工程完工再付工钱。
半个多月工夫，工程顺利完工。索传平应得工钱5393.4元，罗从虎应得6000多元，但因当时经费紧张，县教育局及建设局都没有足够的资金，工钱就没发下来。
“给县小学干活，签合同了吗？”27年后的今天，2011年11月30日的晚上，记者在电话里这样问他。
“什么？合同？”电话那头的索传平声音有些诧异，但很快他就笑了，“一个县的，还会坑我们？”
然而，索传平没想到，老乡有时候也是信不过的。
从此，仅凭一张当时的工钱决算书，索传平和罗从虎开始了漫长的讨薪生活。
“给谁干的活，找谁要去”
与记者通电话时，索传平反复说一句话：“不在乎多少钱，但该我的钱就该给我。”
索传平，骨子里就倔。
起初几年，十天半个月的，索传平和罗从虎就会去县教育局和建设局走一圈，看工钱是否到位。
索传平说，上世纪80年代，县里穷，经费紧张，他们也能体谅相关部门的苦衷，但一直不给工钱，就存在诚信问题了。
等到1990年，当地领导换届。“换了领导，工钱就更难要了。”索传平与罗从虎急匆匆去了镇上，找到曾参与指导工程的原镇长双诚，请他写了一份在县第一小学干活的证明。
拿到证明，他们原以为就能要回工钱了，但相关部门仍以资金紧张为由，拖着不给。
1990年秋天，罗从虎因癌症去世。自此，罗家人再也不要工钱了，索传平开始“孤军奋战”。
孤单单一个人上路，索传平感到莫名的难受。他想起了当年的梁山好汉，在一场恶斗后，只剩下吴用一个人孤零零回到了山寨。
“该我的钱就该给我，我没错。”讨薪的想法，在索传平心中又被敲了两锤子，更牢实了。
这年农闲，索传平又出门了。上午他去了镇政府，新上任的领导让他“给谁干的活，找谁要去”。
回去的路上，索传平突然想嗷嗷大叫。“莫名其妙地发脾气，胸口像压着一大坨东西，喘不上气来。”索传平说。
下午去找当年找他干活的人，结果也不顺利，对方说“不在其位不能谋其政”。
“依然没要到钱。”这显然影响了他回家的心情，车上，索传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直到下车也没缓过神来。
“告政府，没法受理”
“这些年，我就像个皮球，被人踢来踢去。”电话那头，索传平无奈地说。
1991年，索传平全家搬到了伊宁市，距离察县18公里，讨要工钱就不那么方便了。
去一趟，得坐大巴车，一来一回要20元，这还不算其他费用。路远了，去的次数就不那么频繁了，但这些年来，光掉的路费少说也得几百元。
“该我的钱就该给，这是诚信的事儿，我不计较花费多少钱。”索传平说。
20多年过去了，索传平两鬓开始斑白，妻子成都癫痫医院怎么样劝他，不要再去讨薪了，“现在看看，5000块钱不算大钱，你要不来钱还得往里搭钱，不划算。”
说起这个，他有些尴尬地笑了：“她对我有意见，可我说不能放弃，放弃了这钱，就再也别打算要回来了。”
这么一想，心里又踏实了。
2009年春节，是索传平有生以来过得“最痛苦的一个春节”。这一年，索传平因脑溢血半身不遂，整个右半边身子僵了。一步路最多走半尺，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儿。
年三十的晚上，他心里憋得慌，吃了几口年夜饭，连春节晚会也没看，就早早关灯睡了。
黑暗里，索传平睡不着，翻来覆去，多少年没哭过，可这次不知为什么，眼泪不自觉流了下来。想想执著了这么多年，如今身体不方便了，工钱估计是“杳无音讯”了。
索传平也曾走过法律程序青海癫痫病医院。他来到县法院，接待他的法官了解事情经过后，告诉他：“告政府，法院没法受理。”
他糊涂了：“没法告，看来只能靠我自己去跑了。”
“利息就不计较了”
“20多年前，500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？抵现在5万也不止。”
他筹划着想用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式，引起更多人关注，“尤其是让政府领导关注”。
2011年9月，索传平从当地媒体上看到一篇关于察县县委书记王奕文主持“民生大回访”活动的新闻报道，报道提到，王奕文帮一个人讨回了被拖欠十几年的工资。
索传平想给县委书记发电邮，但不会使用网络，于是请朋友李明辉帮忙，给书记发了一封电邮。
一个星期后，索传平接到县政府相关部门的电话，“王书记看到了你反映的情况，已责令相关部门在15天内受理，你准备好相关证明。”
县第一小学的负责人也给索传平打来电话，让他拿着欠薪证据，带着证人去县教育局解决欠薪问题。
峰回路转，索传平有些喜出望外，赶紧赶到县教育局。由于给索传平写证明的原察镇镇长双诚没去，索传平讨薪再次失败。
10月中旬，索传平再次托人给县委书记发电邮。同时，他还找到了双诚。
“能坚持这么久，你真有毅力。”双诚看到索传平，第一反应是有些发呆，但很快他就表示愿意出面作证。
11月11日，经双诚证明，索传平终于拿到了拖欠27年的5393.4元工钱。
有人说，除工钱外，他还应要回27年的利息。
索传平笑了，说：“拿到工钱就已经心满意足，我的一件大事也算完成了，其他的不计较了。”
此前发生的一个小插曲，也为这个故事留下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注脚：政府让索传平准备的材料里，需要一张税务部门开具的发票。
索传平前往地税局，好说歹说，税务部门终于同意为其开发票，但需支付300元税金。
“想想那5000多元，300元花就花了吧。”索传平忍痛答应了。
“经济成本、时间成本、法律援助成本…癫痫病症状…”这些，索传平掰着指头算，也没算过来，“所以，利息就不计较了。”
27年，从31岁到58岁，索传平一直在想办法讨回当地政府部门欠他的5000多元工钱，还不要利息。连家人都觉得“这算不上大钱”，但他认为：“该给我的钱就得给我，这是诚信的事儿”。
这是一个同样倔强的“秋菊”。而在他的讨薪路上，还可以看到许多相似的片段和身影。
